当今世界是高度复杂化和动态化的世界。由于水资源、土地和其他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疾病发生新模式的相互作用，环境的状况正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伴随着全新的、高度全球化的投资和信息模式所带来的技术广泛传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产生着前所未有的进步；与人口增长、城市化以及市场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系统也正产生着迅速的变化。这种动态性转而由流动模式的转变——包括人、实践、微生物、观念和技术的流动模式的转变——以及全球经济变化所推动。它伴随着世界中部分领域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另一部分仍然停留于贫穷之中。
然而，那些应对这种全新动态化背景的政策和制度却常常以更为静态的世界观作为假定。即使认识到了这种迅速变化，也往往认为它会遵循着比较明确的、单一的线性发展轨迹。不管怎样，稳定性、平衡性以及可预测、可控制的风险假定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一途径下的干预措施和政策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简单的构想、技术修正、或借鉴其他地区的技术和法规，这些方法都频频失效，并且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所有标准化的方法也都常常偏离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复杂的、动态的背景通常削弱了引进模型原有整齐的假设。从自然、社会运转以及政治活动中所涌现的反对意见，正揭示着这种标准化政策方式与动态系统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在目前对于环境和发展挑战的回应中，一个主要矛盾正逐步显现出来。一方面，从高科技、大众媒体、日常生活经验中都可以看到，现在存在着一种对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对重大的、技术推动的、管理上的解决方案的探索似乎也日益迫切——这些解决方案既有“灵丹妙药”的形式，即放之四海皆准的高影响力解决方案；也有为了加强稳定性和提
供保障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应急式响应。在面对地方性的变化与不确定性时，若这种响应方法产生停滞，那么它往往会被加以更大力度执行，或将责任归咎于地方或反对者——而不是去质疑其基础假设。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它限制了选项、将替代方案和反对的声音排除在外，并且无法从错误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在处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重大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时，是完全失败的，并且与此同时，它还往往会带来长久的不平等和不公正。